刘伯承的一生，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。他判断敌情准确，计划战斗周密，善于出奇制胜。朱德曾评价刘伯承“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”。他打出许多经典战役，至今仍被收录在国外的军事教材中，供后人研究学习。
鲜为人知的是，戎马一生的刘伯承，在翻译方面，特别是军事学术翻译以及培养翻译人才方面，也有着重要的见解与贡献。
36岁用两年掌握俄语
刘伯承的俄语，能够达到专业水准。
拥有很高外语水平的刘伯承，其实是在36岁才开始学习俄语的。1927年，刘伯承受组织委派到苏联进修，开始了在异国的求学生涯。他先入被称为“苏联红军摇篮”的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，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。
对于已经36岁的刘伯承来说，学习一门外语不是一件易事。然而他凭借着持之以恒的努力，攻克了俄语的重重难关。
曾和刘伯承一起进修的李修业，对同学刘伯承学习之刻苦记忆深刻，他回忆道：“虽然刘伯承的年纪较大，视力也不好，但反而比年轻的学生还要努力。”
短短两年时间，刘伯承不仅能精准地阅读俄文书籍，还能翻译俄文书籍，各科成绩也名列前茅。
1930年，刘伯承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。归国后，他翻译了大量俄文军事著作，对提高我军军事理论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，刘伯承一有时间便进行校译，这些作品不是在马背上，便是在战斗的坑道边完成的。
从实际出发
是他翻译的最大特色
有很多词条是刘伯承首译并沿用至今的。如“游击战”一词，就是刘伯承根据游击战的定义——高机动性的作战和突然的进攻，将两方面的含义结合起来，又依据《史记·李广传》的一句话“李广擅游击”，取“游击”二字，创造出的词汇。
当时，针对我军主要沿用旧军事术语的情况，刘伯承还对旧军事术语进行了改造。为纠正旧军队遗留在红军中的不平等称呼，刘伯承为各种各样的人规定了新称呼：把军官改叫指挥员，士兵改叫战斗员，传令兵改叫通信员，伙夫改叫炊事员，马夫改叫饲养员，挑夫改叫运输员……这些称呼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。
刘伯承的翻译选题都是当时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组织翻译和校对了《苏军步兵战斗条令》、《军队指挥法》、《合同战术》，以及日军的《阵中要务令》、《刺杀教令》等。
1938年12月，苏联红军颁布了新的《步兵战斗条令(第一部)》，为吸取苏联红军最新的作战经验，战胜日本侵略者，刘伯承与左权合作翻译了这部条令，他还紧密结合八路军建设和作战的实际，精心撰写“前言”“后记”“附言”，引导八路军军干部从我军作战的实际出发，灵活地运用这些条令。
1941年，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《合同战术》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。这本《合同战术》，是苏联施米尔乐夫根据苏联1929年颁布的《野战条令》的著述，于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。
一年后，刘伯承完成这部译著的校订，就这样，一部10万字的《合同战术》终于诞生了。他在评序中写道：“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。”
当时的《人民日报》中夸赞刘伯承对这部书的贡献，称这是继他歼灭蒋介石的11旅之外的又一个大的战绩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刘伯承“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”，重新校译了《合同战术(上部)》，翻译和编译了《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》、《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》等著作。
他务求精准
提出做军事翻译的三个必备条件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，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。
1951年9月，在刘伯承的指导下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出版局编印了《军语汇编（初稿）》。该书分陆军、海军、空军3编，收录军语词目4000余条，书后附录了各种常用度量衡一览表。
“打铁全凭两膀硬，不学习就没有本钱。”是刘伯承曾说过的一句话。
刘伯承一生好学，面对翻译和校译，他从来一丝不苟。
1953年夏天，刘伯承利用到大连休假的机会重新校译了《苏联红军野战条令(草案)》。这本条令军训部已经翻译出版，并依据条令的内容编写了教材用于教学。但刘伯承对校译稿不够满意，他说：“条令是军事学院最基本的教材，非常重要，一定要翻译得十分准确，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，不能有丝毫差错。”
这一年，刘伯承已经61岁了，因战争仅留下一只好眼睛的刘伯承，又患上了青光眼，但他仍拿着放大镜逐段逐句推敲修改。在他的严格要求和精心组织下，付印的条令做到了不错一个字、不错一个标点符号。
他提出做军事翻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，不但要外文好，还要中文好，并懂得较多的军事知识。
在刘伯承的组织下，军事学院还编辑出版了《军语画一》。后来，其中的大多数被正式确定为解放军军语，为军事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。
在主持军院工作的近7年中，刘伯承不仅亲自领导了学院的教材编译工作，还非常重视军事翻译人才的挑选和培养，辛勤培育了新中国第一批军事翻译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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