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我收到当事人文某发来的短信：“谭法官，谢谢您的短信提醒，我的借贷纠纷已经自行处理好了，我不再担心坐上被告席了！”
文某被告上法庭，还得从2021年说起。当时文某以个人消费为由向某网络平台借款9600元，同时与某担保公司签订《委托担保合同》。文某在偿还3期借款后，因种种原因停止还贷，随后担保公司履行了担保义务，代为偿还平台借款，取得追偿权。后担保公司又将债权转让给原告公司，现原告公司起诉文某偿还代偿款并支付违约金。
“我记得当时我借款的公司不是现在起诉的公司，我把钱还给现在起诉的公司，如果原先借款的公司再来找我还钱怎么办？”文某在庭审前向我表达了她心中的疑惑和担忧。
“一分钱不能少，坚决不同意调解。”诉前原告一口回绝了我的调解提议。我只好做开庭准备，但在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时，发现担保公司与原告公司《债权转让协议》这一关键证据存在瑕疵。
我本可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了之，但纠纷如果未能实质性化解，必然会导致原告上诉或再次诉讼，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，也浪费了弥足珍贵的司法资源。于是，我决定进一步查实查清案件事实，要求原告补充《债权转让协议》相关证据。然而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却很离谱，竟然是一份一眼就能辨别出来的虚假证据。
“补充好证据我会再次起诉的！”或许是认识到提交的补充证据有问题，而开庭又在即，原告申请撤诉的同时对我说。
纠纷未能实质性化解实属无奈，我只能结案，但心有不甘，仍在思索如何才能避免该纠纷再次进入司法程序。
文某向平台公司借款、担保公司代偿并取得追偿权的事实清楚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，文某理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。于是，我在通知文某取消网上庭审的短信后面，附加上一句温馨提示：“鉴于自认借款事实，建议主动与相关方联系，自行协商处理该纠纷，避免再次被动应诉，祝纠纷圆满化解！”
“谭法官秉公审查材料让我信服，他的话我信，他提醒的事我做！”文某和她的家人商议，并按照我给的建议，主动联系了担保公司，还清了代偿款。
纠纷一旦未能实质性化解，结果往往是案“结”而事“不了”。通过这起案件的办理，我认为如果能以“如我在诉”的意识，“再送一程，再跟一步”，把释法释疑引导功课做到极致，事情的发展或许都能像这起案件一样，峰回路转、柳暗花明。
